牌坊从最早的具有地域意义的坊门到后来变成封建文化宣扬的载体，再到现在成为一个侧重广告效应的媒介，其效用在发生变化。唯一不变的是牌坊一直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。明清以来，在牌坊这一建筑小品上，后人极力艺术化，建筑、雕刻、书法、绘画，种种艺术合于一身，牌坊因而逾加熠熠生辉，极具艺术品位和文化内涵。时代在不断发展，传统的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摈弃，一直传承下来，并生根于民间，实为芳香遗世。

     以前，听一位族亲说起，旧时在东门庆登桥西侧曾树有一座牌坊，是古代一位叫陈楠的官员所立。当时并不在意，前几日翻阅一册《康熙宁波府志》，在“坊巷”一节见到有“闽淮都运坊  陈楠立”的文字记载。两相联系，足见传说颇有根据。不单如此，“坊巷”里还记载有不少牌坊，所立之人多为奉化历代文人、官员，有不少名字很是眼熟，甚至在坊间也蛮有名气。在此选录几条：“大司成坊  戴洵立”，“尚书坊  王钫立”，“锦衣坊  锦衣千户王锷立”，“忠节坊  戴德彝立”，“琼林春色坊  进士宋旭立”，“进士坊  县北二里宋琰立”，“青云联步坊  县北二十里主事孙胜立”……府志里总计载有33座牌坊，城东11座，城南4座，城西4座，城北2座，乡下12座（依旧城址，现北街、上宋村均在城郭外，为乡下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牌坊建造年代均为明代，可见那个时代建筑牌坊的风气较为盛行，这可能与当时朝廷制度的推行与社会风气的支持有关系。

    然而，让人遗憾的是，那些曾经高高耸立的牌楼如今只在薄薄的纸张上留下寥寥几笔记载。但是透过这些淡淡的字迹，分明能感受到其背后厚重的人物故事和浓郁的人文内涵，可以说每一座牌坊都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辉煌时刻的见证，甚至是一段家族、民族历史的缩影。尚书坊主人王钫，官至明代工部尚书，现在其故乡大堰还保留有旧居狮子阊门。说起尚书坊，有一个民间传说。王钫小时候到奉化县城去，因雨天路滑，跌倒在县前街鼓楼前，路旁店铺里的人看到后都笑话他。王钫不慌不忙起身，随口念出一首打油诗：雨打泥地滑如油，笑煞店里一班牛。有朝一日高官做，此地定来造牌楼。后来王钫做了尚书后，依言在那里造起一座牌楼，即尚书坊。忠节坊是后人给一位可歌可泣的悲剧人物戴德彝立的。戴德彝，城内人。明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探花，翰林院编修，在“靖难之变”中忠贞不屈，被当朝锯杀，并遭灭门。后世曾建显忠祠、明德坊纪念之。“青云联步坊”建在今萧王庙街道青云村口，为孙胜立。孙胜是明代中期人，官至刑部主事。弘治十七年（1504年）中浙江乡试举人，次年又在京城会试中进士及第。这在古代科举中十分难得，于是官府为其树“青云联步坊”，孙胜所在村也因而称为“青云村”。据说该牌坊在解放前还在，在“文革”破“四旧”中遭毁坏。锦衣坊为王锷（谔）立，王锷，奉化城内西锦村人，明正德年间升为锦衣千户，正五品，侍奉于皇帝左右。善作画，其《踏雪寻梅图》为明代宫廷画精品，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。前文提到的“闽淮都运坊”主人陈楠，字子材，号鹿峰，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进士。曾知惠福州，后升闽淮都运使，是古时西锦陈氏中做官最大的一位。其牌坊上书“惠福郡侯、闽淮都运”，解放后被拆除。

    让人奇怪的是，《康熙宁波府志》提及的牌坊中并没有贞节牌坊。在古代，妇女贞节观是十分看重的，几乎每一地都树有贞节牌坊，以宣扬封建贞操观。好奇之下，查阅了几本旧县志，发现《光绪奉化县志烈女传》就记录有许多烈女贞妇的懿德，有几位就树有牌坊，如：周氏，年轻守寡，嘉靖间旌建牌坊于司马桥西南；蒋氏，孀居六十余年，清顺治间，朝廷建坊旌表，额曰“共姜芳躅”……那些古老的贞节牌坊自然也是命运多舛，无一存世。

    除贞节牌坊外，还有一种也是比较常见的，那就是墓坊。据笔者所知，莼湖乌阳观山万斯同墓园前曾树有墓坊，为民国年间造，横匾上有林森所书的“高风亮节”4字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被毁。而蒋母墓道口的一座三门石牌楼，可能是奉化仅存的民国墓坊了。

    在奉化，虽然古代牌坊基本绝迹，但是类似牌坊之类的建筑还留存一二。像孝子门楼，无论建筑形式和功能都比较接近牌坊，至今保存完好，竖立在县江东岸，与现在气息浓郁的龙津尚都相对而立，成为县江边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座石门坊，坐落在白杜村孙家阊门弄堂口，是奉化一处文物保护单位。以前曾经去参观过，石门上有顶檐，檐下有几条石质横梁，两侧是方石柱。石柱的天盘石内外两面浅刻有莲瓣。柱梁间有横向抱鼓石，鼓沿上下各有阴刻宝相花。与通常的石牌坊相比，在工艺和规模上均要逊色。据说此坊建于明代时期，应该是奉化存世最早的古石牌坊了。

    笔者注意到，在奉化，以牌、坊命名村子、弄巷的不少。比如，城区有状元坊弄，弄南端原有一状元牌坊，宋嘉定年间由两状释褐何大奎建，也叫释褐状元坊，历代曾屡圮屡建，惜在“文革”中被毁，是奉化有文字记载最早的牌坊；城内有明德坊弄，以纪念戴德彝的明德坊而名，溪口有牌门头老弄；舒家有牌门头村，据说村中原有一叫明门楼的石牌楼，现还存有石柱。无独有偶，莼湖也有牌门头村，因村北旧有石牌坊而名。这些牌坊无一例外都已消逝，但是它们的名字都与地名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后人刻意保留着那份象征先人荣誉的称呼，说怀念也好，说追慕也好，牌坊所维系的东西深刻地影响着后人。

    上世纪80年代后，奉化的牌坊建筑再次迎来高潮，临街旁路的村口、企业以及风景区建起了一座座牌坊。比较早的有罗蒙企业，大门为牌坊样式，体现出一个企业的规模实力和文化内涵。雪窦山风景名胜区大门也是牌楼，建筑华丽，气势恢宏，具有标志性意义。而村口树牌楼则更是风行一时。随着交通建设发展，新建的道路穿村、依村而过，以往隐没于阡陌之中的村庄显山露水出来。不少村子便在村口树起牌坊，请文人书家额书村名，撰联题词，或追溯村子的氏族渊源、人文历史，或赞颂山水地貌、民俗风情，或弘扬行事规训、传统美德。印象里，早期树牌坊的村子有慈林、马夹岙、鹊岙、大岙村等，近几年的更多，如岩头、赵家、江口竺家等村。

    同古代牌坊相比，现代牌坊少了歌功颂德、自我标榜的意味，多了宣传、标示的用意。任何事物的发展往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。牌坊从最早的具有地域意义的坊门到后来变成封建文化宣扬的载体，再到现在成为一个侧重广告效应的媒介，其效用在发生变化。唯一不变的是牌坊一直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，并生根于民间，实为坊香遗世。